当环保遇上金融

时间:2016-03-28

近两年生态文明话题很热,环保部门很抢眼,环保人士很兴奋,笔者从事环保科研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但越做环保技术越觉得环保不是技术的事,至少不单单是技术的事。后来接触到绿色经济研究,绿色增长、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审计等等。下面就讨论环保和这些“绿色”词汇能碰撞出什么火花。这里说的环保是个大概念,也包括节能降耗、温室气体减排、清洁能源和清洁生产等,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殊途同归。

环保难做吗?确实难!要做吗?不做不行!我有位老乡说“有钱能使磨推鬼”,但我看“有”是个静态的,这个时代变得快,静态的东西玩不转。有钱,花了,可能烧没了,也可能赚大了,“烧”和“赚”是动态的,是关键所在。环保是烧钱的还是赚钱的,决定了这事能不能做。一般人觉得好像环保和钱有世仇,所以才出现了因钱而生的各种乱象。其实环保应该是赚钱的,也是能赚钱的,这不是随便附和习大大的理论。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赚?

先放在大的背景下看我们谈论的话题,增加些自豪感和自信心。绿色经济的定义前后有不下五种,国际上较为广泛接受的是:提高人类幸福感和社会公平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减少生态缺乏的一种经济或经济发展模式。总之,看起来很高级,只是读了三遍还没懂,只好揭开它的身世看个究竟。“绿色经济”这一词汇最早见于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1989年的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起初集中关注污染治理的经济手段,强调生态系统的财富价值,目标仍然是生态系统的保护,本质上属于传统环保手段的进一步延伸,这一点跟目前国内的需求很接近。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首次定义了绿色经济概念,即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重点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转变即“经济绿色化”的过程,将生态系统目标和经济系统目标相结合,开始触及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被动应对挑战的无奈之举。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义了目前广泛接受的概念,将其视为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统一的革命性经济模式,标示了对于现有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反思,要求达到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社会包容的目标。也就是说,环保和赚钱不但无冤无仇,还能带来和谐社会。环保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经济的新手段。不做环保或者做的事不环保,将被大势所淘汰。

环保能发展经济吗?远的不说,就亚洲这些远亲近邻。新加坡在印象中就是个旅游景点,但她正通过尝试各种新的技术、推广绿色环保的商业模式和解决方案,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水资源和清洁能源枢纽。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了独特的水资源战略管理体系,确保了新加坡供水的充裕和多元化的同时,带动了高素质人员培训和就业,也形成了对外输出项目的能力,到水比油贵的中东地区做起了生意。新加坡政府也将清洁能源产业定位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增长领域,2007年开始拨款6亿多新元,2010年再次投入2.42亿美元,到2015年,清洁能源产业为新加坡经济带来17亿新元的经济增值。我们的邻居韩国位列世界前十大能源消耗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97%。2008年开始实行绿色经济增长战略,截至 2011 年,新能源再生能源领域企业比 2007 年增加了 2.2 倍,雇佣人员增加3.6倍,出口增长5.9倍,民间投资增加了5倍。韩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能源进口费用减少 344 亿美元,将新再生能源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由2007年的0.7%提高到15%,产值由2007年的5亿美元提高到1300亿美元。在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本国企业既赚了国内的钱,又要到国际上抢蛋糕。此外,东南亚的生态旅游、以色列的绿色水利对农业的贡献等也都让践行者得到了实惠。

国内提的较多的是绿色增长,要保证经济安全,要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专家语)。其实其他国家也难也矛盾,就看灵魂深处是想做好还是为做不好找借口。不是不发展经济,只是换个形式,观念一时转不过来的话,就先看眼前,既然矛盾客观存在就要分析、解决。说到这笔者身为科技工作者深感惭愧。发展经济、保护环境都要运用一定的工具和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些都是科技推动的。为什么发展经济用的手段不环保,设计产品服务的时候除了想着成本和效率有没有想过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为什么环保的手段那么耗钱,让人买不起用不起,用了得不到利益还亏钱?双方各有难处,只有让利益一致才能调和。就像初创企业,开发的东西再酷炫,也要生产出来并让消费者接受;消费者不会轻易为一个拿不到手的东西买单,哪怕是知道用了这东西可以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投资界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他们该出场了,连接了技术与市场,大家各取所得。有利益的事当然离不开金融界的参与,于是,“绿色金融”来了。绿色金融的开端是1997年12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以减排为宗旨催生了碳交易。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业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我国未来每年绿色投资的需求将达2-4万亿元,其中财政每年约能投入绿色产业3000亿元,亟需绿色金融来有效撬动社会资本。绿色金融包括银行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保险、碳交易、碳基金投资和绿色金融衍生品等。

银行绿色金融服务中常见的是绿色信贷,产品分类有环保项目融资,为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优惠的绿色信用卡,推动汽车减排的汽车贷款,为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投入的商业建筑以及住宅房屋贷款等,其中项目融资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型。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制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项目融资指南》,也称赤道原则,提议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项目注重环保及周围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实践的操作指南。2003年6月,巴克莱银行制定了一个集社会和环境于一体的信贷指引,涵盖所有的融资条款和50多个行业,并通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向全球170多个金融机构提供了信贷指引,建立了银行内部的环境风险评估人才储备库。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形成了较为通用的环境评估决策机制、评估和审核信贷要求机制。在国内,兴业银行首先开发出专为节能、清洁能源和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气候变化类融资产品——能效贷款,广泛地分布于能源生产、能源输送、能源使用的各个环节。贷款以借款人和项目现金流测算作为风险考量重点,并引入国际金融公司分担贷款本金损失,即国际金融公司承担贷款组合不良率10%以内部分损失的75%和不良率超过10%部分损失的40%。建设银行把风力发电、城市污水处理、火力发电厂燃煤脱硫、高炉和焦炉尾气回收利用等列入优先支持的项目。不知不觉间,搞环保到银行借钱都令人刮目相看了。另一方面,银行需要进行相应的资金募集,绿色债券这一工具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地方银行可以发行绿色债券,使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得比常规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的金融资源。去年12月,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推出绿色金融债券,募资资金只能用于支持绿色产业项目。今年以来浦发、兴业、青岛银行等已先后发行了4支绿色金融债券,规模合计340亿元。

绿色保险具体指的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美国有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何和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分别对被保险人因其污染环境造成邻近土地上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和因其污染自有或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实质上是企业法定强制性义务。我国从2007年至2015年第三季度投保的企业超过4.5万家次,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1000亿元。仅2015年投保企业就有近4000家,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电力、医药、印染等行业。国内绿色保险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其被保对象只是突发意外事故导致的污染损害,而不对渐进性的污染损害提供保障,但实际上环境污染大多属于慢慢积累的渐进性污染,投保企业对环境污染不能一保了之,日常运营中还是要把环保二字高悬头顶,老老实实做事,否则造成慢性污染带来损失是要自掏腰包的。

碳交易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手段,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在国际上,一个国家超额完成了其所承诺的减排任务,便可以将其多余的减排限额部分出售给某个排放量超过减排目标的国家,这也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合作的重要途径。欧盟在节能减排和绿色能源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通过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合作,既能明显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又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资金。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序幕随着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而拉开,随后北京、上海等其他六家交易试点陆续启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活跃程度居国内试点前列,交易品种在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基础上,于2015年6月增加了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CCER),通过搭建跨地区的CCER项目交易,向打造全国性碳交易平台迈出了扎实一步,近日国内首个“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中心”也落户深圳。我国是全球碳交易初级产品最大的供应国,近日,深圳的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和BP完成国内首单跨境碳资产回购交易业务,迈出国际化重要一步,交易标的达到400万吨配额,是全国试点碳市场启动三年以来最大的单笔碳交易。然而,目前国际碳交易以买方市场为主,我国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定价权和议价能力不足,价格长期被压低。本次跨境交易价格仅为25元/吨,远低于40元/吨上下徘徊的市场价,而这个价格近期还处于有价无市状态。在一段时间之内,碳交易的示范意义将远大于实际投资意义。

绿色基金是专门针对节能减排战略、低碳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改造项目而建立的专项投资基金。建立有政府参与的绿色产业基金是绿色金融重点推动的几项工作之一,这类基金投资于绿色项目,可以为项目风险做很好的背书,有效吸引民间资金跟投。盈利性质的绿色基金,也包括和碳交易相关的碳基金不需多讲,这里特别提一下国内的绿色公益基金会。目前,致力于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公益基金会在整个公益行业还是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数量仅占近五千家公募私募基金会总数的1%,资金支出占全国公益慈善募集资金1000亿元的总量不到1%,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保护领域的项目关注和支持较少,很少出现在各大公益筹款平台的十大热门公益项目中。随着我国《慈善法》的颁布,社会公益将与慈善结合,并进一步与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国际上5%左右的GDP、10%左右的就业人口从事慈善服务业,意味着绿色公益基金将涉足一个巨大的产业。随着慈善信托的出现,许多基金会将要投资、上市。日前,“中欧十佳绿荫基金会奖”中方颁奖典礼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获奖的10家基金代表宣布结成“中欧十佳绿荫基金会联盟”联盟并发起倡议,必将引起公益、环保和金融界更广泛的关注与参与, 未来几年将是国内绿色公益基金大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民间资本聚沙成塔参与更高层次更大规模项目的捷径之一,刚好还能借上PPP的东风。

绿色金融既是做环保的需求,也是金融业自身的需求,互惠互利,对国家来说,有需求有资源的都不妨合作,PPP大概就是这么来的。PPP模式从去年开始政府就在国内大力推动,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释放出积极的政策信号。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PPP签约项目共755个,签约总投资额1.8万亿元。截至2016年年初,国家发改委PPP项目库总计有2125个项目,总投资3.5万亿元。财政部也已纳入6997个项目进入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总投资需求8.1万亿元。PPP能够发挥作用的七个重点领域包括环保,仅在污水治理方面就已经开展了3300个PPP项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还有“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对排污企业全面实行在线监测。……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我国在开展PPP合作方面也得到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如亚洲开发银行的私营部门就在污水处理、可再生能源发电、建筑物节能增效、固体废弃物管理等领域参与了重要的PPP项目。政府一方面需要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和法规,让项目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社会资本的安全和利益。

最后,评价投资的效果还是要靠算账的。绿色经济模式下,环境和经济社会是不是真的协同发展了,要算笔总账。如何界定“绿色”的衡量标准和量化核算资产,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绿色审计应运而生。绿色审计的内容包括自然资源、环境计量的真实性、合法性,环境资产、环境资本金、环境成本、费用、环境效益核算的真实性、合法性,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直观体现生态环保账。各地审计机关都强调了绿色审计工作的重要性,普遍的设立了绿色审计机构并明确了主要职能。去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印发《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将绿色审计推上风口浪尖。绿色审计在国内起步较晚,还需要专业、科学、系统的研究。去年8月,环保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深圳举办的2015年学术年会期间召开了绿色审计专题研讨会,深圳市环境科学院生态所的县(旗)级生态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研究为绿色审计树立了良好典范。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今年两会上也提出了生态资本的度量、核算和交易的办法与途径是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点包括:以特定实物量作为不同类型生态资本共同核算单位;对生态资本进行确权;特定区域范围的生态资本进入市场,实行定价和交易;在此基础上,正常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经济活动。可以参照碳交易的方法:能源可以折合标准煤,自然资源可以折合成某地区的某种树。“特定”二字出现两次,足可见重要性,否则会很乱,比如水是资源也可以是灾害,腾格里沙漠里矮小的苁蓉和广东漫山疯长的桉树无法相提并论,还是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定性是资产还是负债,定量其价值。开展绿色审计需要环保和审计工作者携手合作,因为国内还没有专业的绿色审计人才队伍。目前一些省市的做法是审计机构招环境专业的人才进行财务培训,比起让审计人员去学化学、生物、环境要现实的多。运用好绿色审计,可以对绿色金融项目的实施,乃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等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相应决策的改进。

当环保遇上金融,不难发现双方的前世今生从未分开,现在有剧本,有舞台,有道具,有观众,连统计票房的都有了,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一出好戏该上演了。(Alice金融思享汇)